大马前线医生出现创伤症:每天下班都担惊受怕,几乎天天哭泣失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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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状病毒病疫情持续年余,身为防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每日面对重病患者不仅兢兢业业,每日都得从死神手上抢救生命,这一切都让他们太沉重,身心俱疲,下班回家后还担惊受怕,结果都出现了心悸、失眠等疫后创伤症,情况让人忧虑又心疼。

马来报章《每日新闻》获当局安排,专访了3名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急诊部任职的医护人员,且看他们在疫情严重期间,每日面对生死关头的煎熬考验时,当时的有多么的让人绝望,如今疫情趋缓,他们又是可走出沮丧情绪,重拾救死扶伤的热忱。

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急救部值勤的法拉阿迪峇医生说,冠病疫情持续了一段长时间,这让前线医护人员承受了巨大的身理疲累与心理压力,尤其是每天都与死神拔河,分秒都在抢救生命的医生护士,更是身心俱疲,“做着做着就哭了”。

“我几乎天天都在哭啊……又失眠、又担惊受怕,害怕自己不小心感染了又传染给家人,那股压力啊……”

她在受访问时,娓娓说出自己身为前线人员的心酸无奈,尤其是在7月、8月,疫情最严重时期,他们更是承受著无比的情绪压力。

“当加护病房里的床位、氧气罐、医疗器材、药物、人力什么都不够,但却有一室的重症病人,哀求著、哭求著你去救他们时,你能明白那种绝望感吗?

“那时的加护病房里床位极度不够,你知道吗,我们甚至被逼在地上为重病患者做心肺复苏术(CPR)。因为条件不足,我们不能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,心里真的很压力啊!”

法拉阿迪峇说,种种的不具足与缺憾,让她虽然身为医生,却有被打败的挫折感,“就好比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,你会一度以为病例是不会下降的了,也不会回到从前的了。

“长达一个月里,我几乎天天都以泪洗脸,一回到家就一直哭一直哭,我无法和家人及朋友分享所见所闻,纵使是多么的历历在目,多么的椎心蚀骨,但悲伤是那么的巨大,我实在不忍心把悲伤重新描述。”

这还不是前线抗疫人员所经历最糟的情况,当因医疗资源不足而被逼选择救谁弃谁时,法拉阿迪峇曾亲身经历了每日忍痛放弃数十人的悲惨时刻。

“当我离开医院时,我一直回想:我这样做是对的吗?结果很多个夜晚就失眠了,煎熬到天亮,撑着回到医院时,又得面对同样的抉择。”

“但是,身为一名医生,我不容许自己软弱,我必须坚强起来去医治病人。”庆幸的是,所有前线医护人员,包括资深前辈、同事与护士等都在艰难时刻互相鼓励,“我真心希望,这样的经历到此结束,此生不再重复。”

同样在吉隆坡中央医生就职的茜蒂努丽雅娜医生说,她也经历了同样的煎熬时刻,身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打击甚至一度透支。

“因为确诊病人太多了!”她说。

“当病例暴增时,我们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,更何况医疗器材也一度不足,加上每日工作量也突然增加,这让前线医护人员都有被打败的失落感。”她说,每日面对重症的确诊者,她一度对病例能降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,这也让她思绪大受打击,出现情绪不稳症状。

“是,有好几次回到家后,想到疫情那么严重,想到这样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,我哭了。

“当我们被逼决定要先救谁,却要放弃谁时,我内心里的人性大受考验,这不是我们人类应扮演的‘上苍’角色。”

庆幸的是,茜蒂努丽雅娜说如今情况已大有改善,她也在上司、同事和朋友的鼓励支持下,走出了当时的悲伤沮丧。

任职急诊部的沙兹万医生说,在疫情高峰期间,每位医生每日都须诊治40至50名病人,那是超出医生正常诊治的标准人数。

“当病人不断被送进医院时,医生实在分身乏术,没有办法专注的医治一位病人,被逼跑来跑去。

“更甚的是,当轮到久候的病人时,他们已经等不到医生的诊治了……我的心绪会大受打击,我会觉得自己真没有用,一无是处,纵使我已经尝试做到最好,但还是没能治好每一位病人。

“更煎熬的是,当我们得拨通电话,把死讯转告他的家人,而这样的电话,每天都得打上五六通……”

沙兹万记得,当他拨电给一位丈夫告诉其妻子的死讯时,他还听到死者的孩子在电话另一端呼唤妈妈的声音,“那一刻的悲伤,实在无法形容,更何况我家里也有小孩,我实在不敢想像,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……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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